一是疫情冲击快速缩小了中美之间的产出差距并产生强大的惯性，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已有的大市场效应，从而为我国运用市场规模优势构筑良性外部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二是我国抗击疫情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率先实现生产和生活的正常化，增强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凸显了我国制度优势，提升了我国国际影响力和道德感召力。
三是随着经济影响力和道德感召力的提升，特别是我国顺应各国人民对合作共赢的普遍诉求，提出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新体制主张，增大了我国在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完善方面的话语权。
四是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在线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加快运用，将持续驱动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加速成长。
五是成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诸项挑战的过程便是化危为机的过程，并特别表现在借供应链调整压力以完善国内产业布局的过程之中。同时，美西方内部不断激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无疑将成为其推行外交政策的掣肘。
（《中国社会科学报》11.11 张宇燕）